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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南日报理论版》春节习俗的现代转型


春节,古称元旦、元日、元正、新年,是以辞旧迎新为主题的传统佳节。“春节”作为正式名称出现较晚,1913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率先在公文中用这一概念取代农历元旦,逐渐流行开来。春节习俗至迟在汉代已出现,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,正月初一,人们“躬率妻孥,洁祀祖祢”。敬罢祖先,家人围坐向长辈敬椒酒,初步形成祭祖和给长辈拜年的习俗。自那时起,春节伴随华夏儿女度过了两千多年的美好时光,一路走入二十一世纪。

一百年前,如果有人说春节会衰微,春节需要“保卫”,定会被笑掉大牙;一百年后,当学者们开始呼吁“保卫春节”,越来越多的民众心有戚戚焉。如今,“年味”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,我们似乎有理由为春节的未来担忧。我们会失去春节吗?过春节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?传统节日如何适应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?辛丑春节到来之际,探讨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。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,与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一样,亟须转型。

春节习俗形成的原因

(一)黄河流域农耕文明自然演进的结果

黄河文明是农耕文明。农耕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以种植代替渔猎,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日照、水源和土壤,掌握农时成为刚需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,尧在位时,“乃命羲和,钦若昊天历象——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”,说的就是古人观天文,制历法。如果说后人对《尚书》记载的真伪尚存争议,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的发现则证明了《尚书》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。尧的时代,黄河文明还处于新石器时代,农业生产力极度落后,当时的人们居然还有“闲心”观测天象,目的自然是为掌握农时。只有制定历法,掌握农时,粮食生产才能顺利进行,人类方能获得稳固的食物来源。

传统历法的产生为春节诞生奠定了基础。春节之所以成为岁首,与太阳运行规律有关,此时太阳正返回北回归线,黄河流域天气转暖,日照时间变长,农作物具备了播种条件。若以日影变化规律论,冬至为岁首最合适,然日影最长之时,黄河流域尚天寒地冻,无法进行农业生产,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最终将岁首定在春季,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岁首设定完全符合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。

(二)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必然要求

秦汉以降,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,由分裂走向统一。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对于春节的形成至关重要,大一统实现了两个统一:一是空间上的统一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。二是时间上的统一,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种族,生活在同一套时间制度下,形成共时状态。共时性生存对于春节的形成意义巨大,我国幅员辽阔,南北相距五千多公里,跨四五个气候带,当黄河流域春风拂面,长白山正白雪皑皑,南方的海南岛则烈日炎炎,气候差异如此巨大,却不妨碍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过春节。

(三)中国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节律

人类是有自主意识的高等级动物。人需要劳动,也需要休息,休息和娱乐的需要为春节习俗的产生提供了动力。春秋战国时期,子贡看到老百姓在春节期间行为乖张,非常不解,问道于孔子:“一国之人皆若狂,赐未知其为乐也。”孔子答曰:“百日之劳,一日之乐。一日之泽,非尔所知也。张而不弛,文武弗能,弛而不张,文武弗为,一张一弛,文武之道也。”

孔子的意思是,人类有自己的生活节律,可以用“张”和“弛”来概括。劳动是“张”,休闲是“弛”。“张”与“弛”结合,才是生存之道。孔夫子的这番话,道出了春节习俗产生的奥秘。

综上所述,春节习俗不是古代圣贤的创造发明,也不是帝王的心血来潮,它是华夏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,是亿万民众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命律动。

春节习俗面临的挑战

自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社会便开启了转型之路。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:一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;二是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体制转型。社会转型对于春节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春节的岁首地位遭遇挑战

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西方列强优势地位的威逼下发生的,最初的转型就是学习西方,向西方看齐。为尽快实现工业化,中国放弃了使用两千多年的农历,改用西历,改历的初衷便是为“进于世界大同”。民国改历后的一个多世纪里,尽管民间仍视春节为岁首,但春节的岁首地位失去了合法性支撑。民国政府为推行西历,规定春节不放假,甚至禁止民间售卖农历。行政力量对农历的干预,削弱了春节的传承基础。

(二)固步自封的节日传统

一百多年来,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春节习俗却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。一方面春节习俗在社会发生转型后几乎没有改进,以过节方式来说,在传统农业社会,春节主要以家庭为单位,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,这种做法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,由于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,所以人们更加重视家庭、血缘和亲缘关系。工业化时代,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协作早已超出了血缘和亲缘关系范畴,春节期间的年俗活动并未跟上时代发展,仍局限于家庭和家族内部,于是就出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各自埋头发朋友圈的情况。再比如鞭炮、春联等节日用品,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改进,甚至连春联上的吉祥语都很少发生变化。春节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然发生变化,旧习俗如果不能跟上新时代,脱节和不适应就变得越发显明。

(三)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

在传统社会里,日子缓慢而悠长,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春节的各项庆祝活动。有的地方从腊月就开始筹备过节,所谓“腊八祭灶,年下来到”是也;有的地方要到整个正月过完,庆新年活动才算结束。如果从腊月算起至正月底结束,筹备和庆贺新年的时间长达两月之久!这种缓慢节奏岂是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所能承受!如今,中国人通常能接受的春节时间已经缩短至7-8天,随着生活节奏加速,节日时间还会缩短,程序也将进一步趋于简化。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体现在居住方式上,大家庭越来越少,家庭规模小型化成为趋势;聚族而居越来越少,分散居住成为常态,这些变化无疑都会对传统春节习俗造成冲击。

(四)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

全球化时代,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益加深。外来节日新奇、浪漫、时尚,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。西方节日具有排他性,会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造成冲击。外来节日对民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改变民众传统的行为习惯,一部分民众会放弃自己传统的节日;二是借传统节日之名,推外来节日之实,与传统文化争夺受众。

春节作为“节之大者”,其地位和影响力目前仍然不可撼动,但是遭受冲击,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近年来,关于“年味”变淡、春节可能“消失”的话题即由此而起,我们不必过于悲观,同时也应正视春节习俗遇到的问题,从尊重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,积极寻求对策。

春节习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

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节日,最后却退出了人们的生活,例如寒食、上巳。春节能历经两千年而不衰,其魅力何在?其价值又体现在何处?

(一)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的标识性文化

春节是全体中国人的节日,是中华文明在节日领域的典型代表。首先,从时间上说,春节是古往今来所有中国人的节日;其次,从空间分布上说,春节习俗不仅分布于祖国版图内部,还广泛分布于中国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国家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到海外工作和生活,春节习俗呈现全球扩张趋势。在很多国家,春节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,也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魅力的重要契机。春节习俗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文化。

(二)春节习俗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

西方学者很早就发现,中国人虽然也有宗教生活,但并不会为某一宗教教义所束缚。儒、释、道三教混元,彼此之间既不排斥,也不冲突,毫无违和感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工具理性,真正作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基础的是深厚的民俗文化土壤,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称之为“民俗宗教”。春节习俗就是中国人的民俗宗教。春节期间的节俗活动围绕一系列祭祀展开,人们祭天,祭地,祭祖先,拜灶君,接财神,游火神,迎天官,忙得不亦乐乎。春节由此具有了神圣性,充满了仪式感。中国人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定期去教堂。因为中国人的神圣空间不在别人家的院子里,而在自家房内,一年一度的春节带给中国人心理慰藉和精神升华。

(三)春节习俗帮助中国人实现周期性的社会动员

春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,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物资供应到人口流动,从生产到生活,再到旅游休闲、文化娱乐,涉及面广,工作量大,放在任何一个国家,都足以压垮其公共服务体系。唯独在中国,一切都井然有序,仿佛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让所有的准备工作自动化、程序化。毋庸讳言,一年一度的春节也给我们添了一些烦恼:“春运”,被挤爆的商场和景区,质次价高的年夜饭和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的“春晚”。但从总体上看,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员利大于弊,它让国家和民族总是保持适当的张力,增强了随时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。

(四)春节习俗刺激消费,拉动内需

春节是全民消费季,连“杨白劳”都要给女儿买根红头绳。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人群,储蓄率高的反面是消费意愿不强,在外向型经济时代,高储蓄率不仅不是问题,反而是美德。一旦经济转向内循环,如何刺激消费,就成为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。春节为刺激消费提供了契机,为提高节日生活品质,人们毫不吝惜地大把花钱,形成消费高峰。改革开放以来,除了物质消费逐年增加以外,人们在节日期间精神消费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大,这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意义重大。

春节的长盛不衰不完全是文化惯性使然,而是因为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,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。无论是坚定民族文化自信,还是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,春节都有着非凡的意义。

春节习俗应该如何转型

春节习俗之所以遇到挑战,是因为民俗文化的止步不前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脱节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,就是要通过实现节日习俗自身的转型。这种转型概而言之,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从传统民俗节日向国家节庆文化体系转型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春节文化建设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,每届春节,国家领导人发表新春贺词,政府举办春节团拜、联谊会、联欢会等,企事业单位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,起到了活跃广大人民群众节日生活的作用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,似乎并不存在“年味”变淡的问题,也没有人担心春节会消失。所谓“年味”变淡,主要发生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,随着中国开启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,关于“年味”淡化的议题才开始流行起来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实现经济转轨之后,原先有国家和单位承担的文化职能开始推向市场,而市场又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。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,无论国家还是个人,都将春节简单视为文化传统,而非文化资源。传统虽然得到了延续,却没有充分地开发利用。就春节在群众中的深厚基础而言,只要加以开发利用,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。这比花大力气去打造新节日,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。

(二)从民间自发的辞旧迎新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过渡

传统乡土社会,春节期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由会社和宗族来承担,以祈求农业丰收和自娱自乐为目的。无论是从节日主题,还是从内容上看,都与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相脱节。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,春节也应当变成一个主题多元化的节日,除了原有主题外,还可以根据现代社会需要,衍生出新的主题。春节还可以是购物节、戏剧节、音乐节、体育节、健康节、孝顺节、爱情节。主题的多元化,有助于春节赢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参与,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爱好,获得乐趣,收获喜悦和满足。过春节的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,逛庙会,洗温泉,登山,滑雪,远足,一切有利于身心健康,有利于家庭和睦的过节形式都应该得到提倡,提升节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。

(三)从以小家庭为单位过节向邻里、社区、社会集体过节转型

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,城镇化趋势越发明显,城镇化在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,不可避免带来人际关系的疏离。一方面,楼上楼下,老死不相往来,这不是一种良性的社区人际关系。另一方面,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对我们的社会构成了挑战,万家团圆时刻,鳏寡孤独的老年人如何过节?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,只有打破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传统过节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。应当鼓励和扶持街道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等社会组织,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,让春节不再是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”,让久违的温情与热闹重返人们的节日生活。

春节不是过时的文化包袱,而是一笔高贵的精神财富,是我们先辈留给世界的一抹灿烂笑容,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,中华儿女应当带着这抹笑容去拥抱世界,拥抱春天。

(作者彭恒礼系河南大学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、河南大学-河南日报黄河文化智库专家)

文章刊登在《河南日报》2021年2月14日理论版,文章链接:http://newpaper.dahe.cn/hnrb/html/2021-02/14/content_475253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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